第十七章 归乡与牢狱(1949-1951)(3/4)
还行。长春会叫太爷爷了。您……您在里面,好好改造,早点出来。”
泽喜接过馒头,还热着。他掰了一块,塞进嘴里。馒头是苞米面的,粗,可香。
“长安,”他说,“我这一去,不知道几年。家里,就靠你了。你是老大,得撑着。”
“我知道。”长安眼圈红了,“四叔,您放心。我一定照顾好家里。”
“还有,”泽喜压低声音,“我的事,别让孩子们知道。就说……就说我出远门了,要几年才回来。”
“哎。”
探视时间到了。长安走了。泽喜看着他消失在走廊尽头,心里那点牵挂,像根线,越拉越长,可不断。
不断就好。不断,就有念想。
沙洋农场在江汉平原,是劳改农场。
这里关着几千犯人,有土匪,有特务,有旧军官,有地主。每天天不亮就起床,下地干活。种水稻,种棉花,挖沟,修渠。
泽喜被分到建筑队,还是砌墙。这次砌的不是碉堡,是农场的房子,是仓库,是围墙。
队长姓张,是个老红军,五十多岁,脸上有疤,是打仗时留下的。他看泽喜手艺好,问他:“你这手艺,跟谁学的?”
“家传的。”泽喜说。
“砌过什么?”
“砌过保命的墙,也砌过要命的墙。”
张队长看了他一眼,没说话。后来干活时,常来找他,看他砌墙,有时还递根烟。
“老王,”有次休息时,张队长说,“你这手艺,可惜了。要是早些年跟着我们干,能砌多少老百姓的房子。”
泽喜没接话,只是抽烟。烟是劣质烟,呛人。
“不过现在也不晚。”张队长说,“好好改造,重新做人。新中国需要建设,需要手艺。你这双手,还能为人民服务。”
为人民服务。这词,泽喜在识字班学过。可怎么服务?他一个劳改犯,还能为人民服务?
“张队长,”他问,“我这样的人,还能出去么?”
“能。”张队长很肯定,“只要真心改造,好好劳动,就能出去。共产 党说话算话。”
泽喜看着自己的手。手上全是茧,是握枪握的,是握瓦刀握的。这双手,杀过人,也救过人。现在,在砌墙,砌农场的墙。
那就好好砌吧。砌一堵,能让人安生过日子的墙。
日子一天天过去。
泽喜在农场表现好,第三年就当了小组长,管着十几个人砌墙。他砌的墙,又直又结实,验收总是优等。张队长夸他,说他有“工匠精神”。
“老王,”有次张队长说,“你这手艺,出去后能当个建筑工人,给社会主义建设添砖加瓦。”
泽喜笑笑,没说话。出去?十年刑期,这才三年。早着呢。
可他没想到,转机来得比他想的快。
一九五三年,朝鲜停战了。
农场开了大会,场长讲话,说新中国站起来了,说劳改政策有调整,表现好的,可以减刑。
泽喜心里一动。可他没敢多想。他是“历史反革命”,十年刑期,能减多少?
可这年秋天,张队长找他。
“老王,”张队长说,“你的情况,农场研究过了。你在抗战时期有功,这几年改造表现也好。农场决定,给你申报减刑。如果批准,你明年就能出去了。”
泽喜愣了。明年?一九五四年?
“真……真的?”
“真的。”张队长拍拍他的肩,“老王,好好干。出去后,用你的手艺,为新中国建设出力。”
泽喜眼圈红了。他点点头,说不出话。
一九五四年春,减刑批下来了:从十年减到七年。
泽喜算着日子,七年,从一九五一年算起,到一九五八年就能出去了。还有四年。
四年,说长不长,说短不短。可有了盼头,日子就好过了。
他更加卖力-->>
泽喜接过馒头,还热着。他掰了一块,塞进嘴里。馒头是苞米面的,粗,可香。
“长安,”他说,“我这一去,不知道几年。家里,就靠你了。你是老大,得撑着。”
“我知道。”长安眼圈红了,“四叔,您放心。我一定照顾好家里。”
“还有,”泽喜压低声音,“我的事,别让孩子们知道。就说……就说我出远门了,要几年才回来。”
“哎。”
探视时间到了。长安走了。泽喜看着他消失在走廊尽头,心里那点牵挂,像根线,越拉越长,可不断。
不断就好。不断,就有念想。
沙洋农场在江汉平原,是劳改农场。
这里关着几千犯人,有土匪,有特务,有旧军官,有地主。每天天不亮就起床,下地干活。种水稻,种棉花,挖沟,修渠。
泽喜被分到建筑队,还是砌墙。这次砌的不是碉堡,是农场的房子,是仓库,是围墙。
队长姓张,是个老红军,五十多岁,脸上有疤,是打仗时留下的。他看泽喜手艺好,问他:“你这手艺,跟谁学的?”
“家传的。”泽喜说。
“砌过什么?”
“砌过保命的墙,也砌过要命的墙。”
张队长看了他一眼,没说话。后来干活时,常来找他,看他砌墙,有时还递根烟。
“老王,”有次休息时,张队长说,“你这手艺,可惜了。要是早些年跟着我们干,能砌多少老百姓的房子。”
泽喜没接话,只是抽烟。烟是劣质烟,呛人。
“不过现在也不晚。”张队长说,“好好改造,重新做人。新中国需要建设,需要手艺。你这双手,还能为人民服务。”
为人民服务。这词,泽喜在识字班学过。可怎么服务?他一个劳改犯,还能为人民服务?
“张队长,”他问,“我这样的人,还能出去么?”
“能。”张队长很肯定,“只要真心改造,好好劳动,就能出去。共产 党说话算话。”
泽喜看着自己的手。手上全是茧,是握枪握的,是握瓦刀握的。这双手,杀过人,也救过人。现在,在砌墙,砌农场的墙。
那就好好砌吧。砌一堵,能让人安生过日子的墙。
日子一天天过去。
泽喜在农场表现好,第三年就当了小组长,管着十几个人砌墙。他砌的墙,又直又结实,验收总是优等。张队长夸他,说他有“工匠精神”。
“老王,”有次张队长说,“你这手艺,出去后能当个建筑工人,给社会主义建设添砖加瓦。”
泽喜笑笑,没说话。出去?十年刑期,这才三年。早着呢。
可他没想到,转机来得比他想的快。
一九五三年,朝鲜停战了。
农场开了大会,场长讲话,说新中国站起来了,说劳改政策有调整,表现好的,可以减刑。
泽喜心里一动。可他没敢多想。他是“历史反革命”,十年刑期,能减多少?
可这年秋天,张队长找他。
“老王,”张队长说,“你的情况,农场研究过了。你在抗战时期有功,这几年改造表现也好。农场决定,给你申报减刑。如果批准,你明年就能出去了。”
泽喜愣了。明年?一九五四年?
“真……真的?”
“真的。”张队长拍拍他的肩,“老王,好好干。出去后,用你的手艺,为新中国建设出力。”
泽喜眼圈红了。他点点头,说不出话。
一九五四年春,减刑批下来了:从十年减到七年。
泽喜算着日子,七年,从一九五一年算起,到一九五八年就能出去了。还有四年。
四年,说长不长,说短不短。可有了盼头,日子就好过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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