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卷：断剑重铸 第十一章：薪火渡海(2/3)
监测。”
所有人都被这远超预期的智能与效率震撼了。这不仅仅是处理信息的速度快，更是思维层次的跃升。它证明了将华夏文明浩如烟海的记忆与智慧进行系统性数字化整合后，所能爆发出的惊人潜力。
然而，就在众人沉浸于兴奋之时，一个紧急通讯请求接入，来自赵海川。他的全息影像出现在工作台边缘，面色凝重。
“陈博士，林博士，打扰了。” 赵海川的声音带着一丝不易察觉的沉重，“我们刚刚收到确切消息。李慕龙教授……今天凌晨在剑桥的寓所去世了，平静离世，享年九十四岁。”
消息如冷水浇头。李慕龙教授，是享有世界声誉的华人历史学家，专攻中西交通史，早年留学欧洲，后半生大部分时间在海外讲学。他并非“文明复兴研究院”的成员，甚至在一些学术观点上偏于保守，与陈思源等人的激进考证保持距离。但他治学严谨，品格高洁，尤其在过去几十年西方学界对华偏见深重之时，他始终坚持客观立场，以其深厚的学养和优雅的风度，默默影响着许多海外学子和公众对中国的认知。更重要的是，他是吴老故宫修复师的故交，当年吴老秘密追索海外文物线索时，曾多次得到李教授不动声色的帮助。
“李教授留下了一封遗嘱和一批指定交给‘故宫博物院吴老或其后继者’的私人资料，已经由律师密封寄出，正在途中。” 赵海川顿了顿，“根据我们海外渠道的消息，李教授晚年最后几年，几乎谢绝一切社交，闭门整理他毕生收集、抄录的关于流散海外中国古籍、文物特别是敦煌、黑水城文献的目录、提要以及部分他私藏的早期黑白照片和笔记。遗嘱里说，这是‘一个老书生，能为故国文明记忆尽的最后一点心力’。”
陈思源等人肃然。这不仅是学界泰斗的陨落，更象征着一个时代的尾声——那一代在国难深重时远渡重洋求学、在异乡坚守学术与气节、并尽己所能为故国文明留存火种的老派学人，正在逐渐凋零。
“文枢”的全息星河似乎也感应到了某种凝重的氛围，光芒流转的速度放缓了些许。系统自动检索并调出了数据库中所有与李慕龙教授相关的学术著作、公开演讲影像及简介。一个温和而睿智的老者形象，在光点中缓缓浮现。
新旧交替，薪火相传。最先进的“文明之心”系统初露锋芒，而最后一批承载着旧时代学人风骨与记忆的“活化石”之一，却悄然熄灭。文明的传承与复兴，正是在这样一代又一代人的接力与更迭中，艰难而顽强地向前推进。
历史闪回线
民国二十四年公元1935年，法国巴黎，国立图书馆东方写本部阅览室。
深秋的巴黎，阴雨连绵。阅览室内光线昏暗，只有长桌上几盏绿罩台灯提供着照明。空气里弥漫着旧纸张、灰尘和淡淡霉味混合的气息。向达，一位三十出头、面容清瘦、目光却异常坚定的中国学者，正伏在一张宽大的橡木桌前，小心翼翼地翻阅着一卷褪色严重的敦煌写本。他戴着白手套，呼吸都放得很轻，生怕惊扰了这些脆弱的千年遗珍。
他是北平图书馆今中国国家图书馆派出的交换馆员，实际肩负着更为艰巨的使命：尽可能多地抄录、研究流散在英、法、德等国的敦煌文献，为劫后余生的中国学术界抢救回一些原始资料。
他面前的这卷《金刚般若波罗蜜经》唐代写本，笔力遒劲，墨色如漆，纸张虽然泛黄，却保存得相对完好。但向达知道，这卷经，以及这间阅览室里成千上万类似的卷子，本应躺在祖国西北的敦煌石室里。它们是被斯坦因、伯希和等人以“研究”为名，用近乎掠夺的方式运到这里的。
每触摸一次这些冰凉而珍贵的纸页，向达心中就交织着复杂的情绪：有对古人书法艺术和佛学智慧的赞叹，有对文献得以保存的庆幸，但更多的是锥心刺骨的痛惜与屈辱。这些中华文明的瑰宝，如今却要中国学者远渡重洋，在别人的图书馆里，受着种种限制如不准拍照、抄录时间严格、部分精品不轻易示人，才能看到自己祖先的遗产。
他用蝇头小楷，在特制的薄纸上，一丝不苟地摹写着经文，同时记录下卷子的编号、尺寸、纸张特征、题记、乃至每一个朱笔批点和印章。这不仅是抄录内容，更是为这些流散的“游子”建立一份尽可能详细的“身份档案”。他知道，国内如陈寅恪、陈垣等先生，正望眼欲穿地等待这些抄本和记录，以推进被中断的敦煌学研究。
手指冻得有些僵硬，他呵了口气，继续工作。旁边的座位上，还有几位来自日本或欧洲的学者，也在埋头研究。有时，他会听到他们用外语讨论着某些写本的内容，语气中充满学术发现的兴奋，却很少提及这些文献-->>
所有人都被这远超预期的智能与效率震撼了。这不仅仅是处理信息的速度快，更是思维层次的跃升。它证明了将华夏文明浩如烟海的记忆与智慧进行系统性数字化整合后，所能爆发出的惊人潜力。
然而，就在众人沉浸于兴奋之时，一个紧急通讯请求接入，来自赵海川。他的全息影像出现在工作台边缘，面色凝重。
“陈博士，林博士，打扰了。” 赵海川的声音带着一丝不易察觉的沉重，“我们刚刚收到确切消息。李慕龙教授……今天凌晨在剑桥的寓所去世了，平静离世，享年九十四岁。”
消息如冷水浇头。李慕龙教授，是享有世界声誉的华人历史学家，专攻中西交通史，早年留学欧洲，后半生大部分时间在海外讲学。他并非“文明复兴研究院”的成员，甚至在一些学术观点上偏于保守，与陈思源等人的激进考证保持距离。但他治学严谨，品格高洁，尤其在过去几十年西方学界对华偏见深重之时，他始终坚持客观立场，以其深厚的学养和优雅的风度，默默影响着许多海外学子和公众对中国的认知。更重要的是，他是吴老故宫修复师的故交，当年吴老秘密追索海外文物线索时，曾多次得到李教授不动声色的帮助。
“李教授留下了一封遗嘱和一批指定交给‘故宫博物院吴老或其后继者’的私人资料，已经由律师密封寄出，正在途中。” 赵海川顿了顿，“根据我们海外渠道的消息，李教授晚年最后几年，几乎谢绝一切社交，闭门整理他毕生收集、抄录的关于流散海外中国古籍、文物特别是敦煌、黑水城文献的目录、提要以及部分他私藏的早期黑白照片和笔记。遗嘱里说，这是‘一个老书生，能为故国文明记忆尽的最后一点心力’。”
陈思源等人肃然。这不仅是学界泰斗的陨落，更象征着一个时代的尾声——那一代在国难深重时远渡重洋求学、在异乡坚守学术与气节、并尽己所能为故国文明留存火种的老派学人，正在逐渐凋零。
“文枢”的全息星河似乎也感应到了某种凝重的氛围，光芒流转的速度放缓了些许。系统自动检索并调出了数据库中所有与李慕龙教授相关的学术著作、公开演讲影像及简介。一个温和而睿智的老者形象，在光点中缓缓浮现。
新旧交替，薪火相传。最先进的“文明之心”系统初露锋芒，而最后一批承载着旧时代学人风骨与记忆的“活化石”之一，却悄然熄灭。文明的传承与复兴，正是在这样一代又一代人的接力与更迭中，艰难而顽强地向前推进。
历史闪回线
民国二十四年公元1935年，法国巴黎，国立图书馆东方写本部阅览室。
深秋的巴黎，阴雨连绵。阅览室内光线昏暗，只有长桌上几盏绿罩台灯提供着照明。空气里弥漫着旧纸张、灰尘和淡淡霉味混合的气息。向达，一位三十出头、面容清瘦、目光却异常坚定的中国学者，正伏在一张宽大的橡木桌前，小心翼翼地翻阅着一卷褪色严重的敦煌写本。他戴着白手套，呼吸都放得很轻，生怕惊扰了这些脆弱的千年遗珍。
他是北平图书馆今中国国家图书馆派出的交换馆员，实际肩负着更为艰巨的使命：尽可能多地抄录、研究流散在英、法、德等国的敦煌文献，为劫后余生的中国学术界抢救回一些原始资料。
他面前的这卷《金刚般若波罗蜜经》唐代写本，笔力遒劲，墨色如漆，纸张虽然泛黄，却保存得相对完好。但向达知道，这卷经，以及这间阅览室里成千上万类似的卷子，本应躺在祖国西北的敦煌石室里。它们是被斯坦因、伯希和等人以“研究”为名，用近乎掠夺的方式运到这里的。
每触摸一次这些冰凉而珍贵的纸页，向达心中就交织着复杂的情绪：有对古人书法艺术和佛学智慧的赞叹，有对文献得以保存的庆幸，但更多的是锥心刺骨的痛惜与屈辱。这些中华文明的瑰宝，如今却要中国学者远渡重洋，在别人的图书馆里，受着种种限制如不准拍照、抄录时间严格、部分精品不轻易示人，才能看到自己祖先的遗产。
他用蝇头小楷，在特制的薄纸上，一丝不苟地摹写着经文，同时记录下卷子的编号、尺寸、纸张特征、题记、乃至每一个朱笔批点和印章。这不仅是抄录内容，更是为这些流散的“游子”建立一份尽可能详细的“身份档案”。他知道，国内如陈寅恪、陈垣等先生，正望眼欲穿地等待这些抄本和记录，以推进被中断的敦煌学研究。
手指冻得有些僵硬，他呵了口气，继续工作。旁边的座位上，还有几位来自日本或欧洲的学者，也在埋头研究。有时，他会听到他们用外语讨论着某些写本的内容，语气中充满学术发现的兴奋，却很少提及这些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