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42章 陛下，还真舍得啊？(2/4)
王。
其应用场景，和玉玺有些类似，都是在信件、公文上留下印记，以宣示‘这事儿是寡人做的’。
当然，天子有资格制定法令、革新制度，诸侯却并没有。
所以，诸侯金玺的应用场景，往往是在私人往来的信件，以及局限性极大的寥寥几种政令发布时。
其中相对具有代表性的，便是诸侯王要享受自己的法定权利，征劳于民，让老百姓帮自己白干苦力时，在政令上盖下的诸侯金玺。
但这，并非是为了让老百姓，知道是谁征召自己做苦力；
而是留痕。
——汉室诸侯征劳于民，是有人数额度、时间限度的。
比如梁王，每年可征召民夫三万，劳作四十五日；
如齐王，每年可征召民夫二万，劳作三十日；
再如江都王，每年可征召民夫一万五千，劳作二十日等等——都是根据诸侯国的人口、土地以及富裕程度，来划出的红线。
一旦触及这个红线，无论是多征召了一人，还是多征劳了一日，都会触犯一条对宗亲诸侯而言，比谋反都还要严重的大罪。
——役使国人过律。
这一条，和乱lun、毁祖庙，并称为汉室宗藩三大红线。
而且是高压线，谁碰谁死，神仙都救不回！
与这三条高压线相比，什么谋反、自立乃至刺王杀驾，反倒是诸侯藩王次一级的重罪——顶多就是个死；
而且大概率是病死、溺亡，而非明正典刑。
所以，汉室宗法——或者说是老刘家的‘家法’规定：宗亲诸侯征劳于民，必须发布正式的露布政令，并盖上诸侯王金玺为证。
至于这么做有什么用，这就不得不说汉室诸侯征劳于民，真正有趣的地方了。
按照惯性思维，诸侯王一口气征召几万人，劳作数十日；
就算多征点、多劳作几日——至少人数方面动点手脚，应该是没那么容易被查到的吧？
事实上，很好查。
因为诸侯征劳于民，并不是只发一张‘征劳多少万，劳作多少日’的王令，然后原封不动得抄录数百份，并分发全国上下。
而是每一个地方，都要发去一张针对性的王令，类似于：这个县三百，那个县五百，这个乡八十，那个亭二十……
就这么一封一封王诏发下去，底层民众再笨、再蠢，也总数得清自己村出来应劳的，是不是王令上写的二十或三十人；
至于这些零零散散的王诏加在一起，总数有没有超过人数限额，那就是朝堂御史要干的事儿了。
一旦出现人数过限，或劳作时常超过限度，那直接就是一个役使国人过律的帽子扣下来，纵是尊贵如宗亲诸侯，也不过锒铛下狱的下场。
而证据，就是那一张张印有‘大汉某王’金玺的征劳王令。
——这个县的三百人，是你征的吧？
——那个县的五百人，也是你征得吧？
——还有，这个乡、那个亭……
…
——既然这些都是你征的，那你还有什么好说的？
——这加一块儿都超好几千号人了！
至于劳作时限，那就更没操作空间了。
如果你王令上按规矩写‘劳四十日’，那只要第四十一日没遣散民丁，说不定就要爆发民变！
老百姓又不傻！
说好四十日，真当俺们不识数、不会输日子？
至于直接在王令上写明八十日、一百日——还是那句话，不盖金玺，那就没人认；
盖了金玺，那就是你‘役使国人过律’的铁证。
所以可以这么讲；
——天子玉玺，是极致纯粹的权，几乎不受监督。
而诸侯金玺，既是王权的具象，同时也是王权的牢笼。
在牢笼里，王权-->>
其应用场景，和玉玺有些类似，都是在信件、公文上留下印记，以宣示‘这事儿是寡人做的’。
当然，天子有资格制定法令、革新制度，诸侯却并没有。
所以，诸侯金玺的应用场景，往往是在私人往来的信件，以及局限性极大的寥寥几种政令发布时。
其中相对具有代表性的，便是诸侯王要享受自己的法定权利，征劳于民，让老百姓帮自己白干苦力时，在政令上盖下的诸侯金玺。
但这，并非是为了让老百姓，知道是谁征召自己做苦力；
而是留痕。
——汉室诸侯征劳于民，是有人数额度、时间限度的。
比如梁王，每年可征召民夫三万，劳作四十五日；
如齐王，每年可征召民夫二万，劳作三十日；
再如江都王，每年可征召民夫一万五千，劳作二十日等等——都是根据诸侯国的人口、土地以及富裕程度，来划出的红线。
一旦触及这个红线，无论是多征召了一人，还是多征劳了一日，都会触犯一条对宗亲诸侯而言，比谋反都还要严重的大罪。
——役使国人过律。
这一条，和乱lun、毁祖庙，并称为汉室宗藩三大红线。
而且是高压线，谁碰谁死，神仙都救不回！
与这三条高压线相比，什么谋反、自立乃至刺王杀驾，反倒是诸侯藩王次一级的重罪——顶多就是个死；
而且大概率是病死、溺亡，而非明正典刑。
所以，汉室宗法——或者说是老刘家的‘家法’规定：宗亲诸侯征劳于民，必须发布正式的露布政令，并盖上诸侯王金玺为证。
至于这么做有什么用，这就不得不说汉室诸侯征劳于民，真正有趣的地方了。
按照惯性思维，诸侯王一口气征召几万人，劳作数十日；
就算多征点、多劳作几日——至少人数方面动点手脚，应该是没那么容易被查到的吧？
事实上，很好查。
因为诸侯征劳于民，并不是只发一张‘征劳多少万，劳作多少日’的王令，然后原封不动得抄录数百份，并分发全国上下。
而是每一个地方，都要发去一张针对性的王令，类似于：这个县三百，那个县五百，这个乡八十，那个亭二十……
就这么一封一封王诏发下去，底层民众再笨、再蠢，也总数得清自己村出来应劳的，是不是王令上写的二十或三十人；
至于这些零零散散的王诏加在一起，总数有没有超过人数限额，那就是朝堂御史要干的事儿了。
一旦出现人数过限，或劳作时常超过限度，那直接就是一个役使国人过律的帽子扣下来，纵是尊贵如宗亲诸侯，也不过锒铛下狱的下场。
而证据，就是那一张张印有‘大汉某王’金玺的征劳王令。
——这个县的三百人，是你征的吧？
——那个县的五百人，也是你征得吧？
——还有，这个乡、那个亭……
…
——既然这些都是你征的，那你还有什么好说的？
——这加一块儿都超好几千号人了！
至于劳作时限，那就更没操作空间了。
如果你王令上按规矩写‘劳四十日’，那只要第四十一日没遣散民丁，说不定就要爆发民变！
老百姓又不傻！
说好四十日，真当俺们不识数、不会输日子？
至于直接在王令上写明八十日、一百日——还是那句话，不盖金玺，那就没人认；
盖了金玺，那就是你‘役使国人过律’的铁证。
所以可以这么讲；
——天子玉玺，是极致纯粹的权，几乎不受监督。
而诸侯金玺，既是王权的具象，同时也是王权的牢笼。
在牢笼里，王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