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卷：寰宇证伪 第七章：西方学术界的分裂(2/3)
”
柯林斯教授听着同事们的争论，脑海中却浮现出杭州研讨会上，那位华夏学者唐先生平静而坚定的眼神，以及他展示的关于韩愈原文被元清两代篡改的详尽文本流变图谱。那种对文字细节的执着考据，那种对历史叙事被权力扭曲的敏感，恰恰是西方“语文学”Philology最引以为傲的传统。如今，同样的方法被用来审视他们自己的历史，这种感觉极其复杂。
“我想，我们面临的不只是具体证据的挑战，”柯林斯缓缓说道，“而是一种范式Paradigm的潜在转移。长久以来，我们的文明叙事是一个‘从古希腊罗马，到黑暗中世纪，再到文艺复兴和现代科学崛起’的线性进步故事。这个故事赋予了欧洲中心地位，也为现代性提供了合法性来源。而现在，有人从外部提出：这条线的某些关键环节，可能嵌入了来自其他文明的‘预制件’，甚至整个线性叙事本身，可能掩盖了更复杂的、多中心的文明互动图景。这动摇的不是几个历史事实，而是我们理解自身和世界的基本框架。”
他顿了顿，看向勒克莱尔和艾博特：“索菲，大卫，我理解你们追求真相的学术本能。但在学院之外，在公众领域，在政治层面，这意味着什么？意味着西方文明独特性和优越性叙事的削弱。那些政客、媒体、还有我们的一些同行，他们不会像我们这样坐在这里冷静讨论。他们会将任何对传统叙事的修正，都视为对西方文明本身的攻击，是‘文化投降’。压力会从四面八方而来，经费、出版、职称、学术声誉......我们每个人，可能很快就要做出选择：是坚持我们认为更接近真相的探索，哪怕它令人不安；还是退回安全的传统堡垒，即使知道那里有些裂缝？”
休息室窗外，剑桥深秋的细雨开始飘洒，打湿了古老的庭院石板。炉火的光映在几位学者脸上，明明灭灭，映照出他们内心的挣扎与抉择。
分裂，已经在最核心的学术堡垒内部，悄然滋生。一股新的暗流——“修正学派”或“求真派”——在证据的压力和求知的良知驱动下，正尝试突破“传统捍卫派”构筑的认知高墙。这场发生在象牙塔深处的思想地震，其震波终将传递到整个西方知识界，并不可避免地与华夏掀起的文明证伪浪潮发生碰撞与交融。
历史的解释权之争，从未如此直接地摆在每一位亲历者的面前。
历史闪回线
15世纪中叶，意大利佛罗伦萨，美第奇家族图书馆。
阳光透过彩色玻璃窗，在布满灰尘的空气中投下斑驳的光影。年轻的学者马尔西利奥·费奇诺Marsilio Ficino正激动地翻阅着一批刚刚从东方经由威尼斯商人运抵的、混杂不堪的羊皮纸和纸质抄本。他的恩主，科西莫·德·美第奇Cosimo de' Medici，站在一旁，眼中充满期待。
“科西莫大人，看这里！”费奇诺指着一段模糊的拉丁文文字，声音因兴奋而颤抖，“这显然是对某个更古老文献的翻译或转述，谈论‘灵魂的阶梯’、‘理念的摹仿’......其思辨的严密和术语的奇特，与我们现有的教父哲学大为不同！还有这些，”他又拿起几页残破的、带有几何图形的图纸，“这些机械和光学图示，原理精妙！”
科西莫拿起一页纸，上面除了拉丁文，边缘还有一些他完全看不懂的、方形的符号批注。“这些奇怪的符号是什么？”
“不清楚，大人。送货的商人说，这些是从‘遥远的东方修道院’或‘萨拉森人图书馆’中‘抢救’出来的‘古代智慧’残篇，据说可能源自‘更古老的源头’。”费奇诺推测着，“也许是某种失传的智慧？也许是亚里士多德失传著作的线索？您知道，君士坦丁堡陷落后，很多希腊文献流散了。”
事实上，这些材料来源复杂。有些可能是早年经由阿拉伯世界翻译并保存的希腊文献的再转译本身已可能失真增补；有些可能是在十字军东征或蒙古西征后，从西亚、中亚甚至更东方的地域流出的、混杂了不同文明知识的抄本；边缘那些方形符号，很可能是无人认识的汉字或契丹文、回鹘文批注的残留，在辗转抄写中被当作“装饰”或“神秘符号”保留了下来。
但费奇诺和科西莫并不知情，也无意深究其最初来源。他们正处于“文艺复兴”的激情中，渴望重新发现被中世纪“遗忘”的古典黄金时代，用以对抗经院哲学的桎梏，为新兴的市民阶层和人文主义运动寻找思想武器。任何看起来“古老”、“深邃”、“非基督教正统”的文本，都被视为潜在的“古典宝藏”。
“把它们整理出来，马尔西利奥！”科西莫果断下令，“组织人手，尽可能修复、誊抄、翻译。我们需要让这些‘失落的智慧-->>
柯林斯教授听着同事们的争论，脑海中却浮现出杭州研讨会上，那位华夏学者唐先生平静而坚定的眼神，以及他展示的关于韩愈原文被元清两代篡改的详尽文本流变图谱。那种对文字细节的执着考据，那种对历史叙事被权力扭曲的敏感，恰恰是西方“语文学”Philology最引以为傲的传统。如今，同样的方法被用来审视他们自己的历史，这种感觉极其复杂。
“我想，我们面临的不只是具体证据的挑战，”柯林斯缓缓说道，“而是一种范式Paradigm的潜在转移。长久以来，我们的文明叙事是一个‘从古希腊罗马，到黑暗中世纪，再到文艺复兴和现代科学崛起’的线性进步故事。这个故事赋予了欧洲中心地位，也为现代性提供了合法性来源。而现在，有人从外部提出：这条线的某些关键环节，可能嵌入了来自其他文明的‘预制件’，甚至整个线性叙事本身，可能掩盖了更复杂的、多中心的文明互动图景。这动摇的不是几个历史事实，而是我们理解自身和世界的基本框架。”
他顿了顿，看向勒克莱尔和艾博特：“索菲，大卫，我理解你们追求真相的学术本能。但在学院之外，在公众领域，在政治层面，这意味着什么？意味着西方文明独特性和优越性叙事的削弱。那些政客、媒体、还有我们的一些同行，他们不会像我们这样坐在这里冷静讨论。他们会将任何对传统叙事的修正，都视为对西方文明本身的攻击，是‘文化投降’。压力会从四面八方而来，经费、出版、职称、学术声誉......我们每个人，可能很快就要做出选择：是坚持我们认为更接近真相的探索，哪怕它令人不安；还是退回安全的传统堡垒，即使知道那里有些裂缝？”
休息室窗外，剑桥深秋的细雨开始飘洒，打湿了古老的庭院石板。炉火的光映在几位学者脸上，明明灭灭，映照出他们内心的挣扎与抉择。
分裂，已经在最核心的学术堡垒内部，悄然滋生。一股新的暗流——“修正学派”或“求真派”——在证据的压力和求知的良知驱动下，正尝试突破“传统捍卫派”构筑的认知高墙。这场发生在象牙塔深处的思想地震，其震波终将传递到整个西方知识界，并不可避免地与华夏掀起的文明证伪浪潮发生碰撞与交融。
历史的解释权之争，从未如此直接地摆在每一位亲历者的面前。
历史闪回线
15世纪中叶，意大利佛罗伦萨，美第奇家族图书馆。
阳光透过彩色玻璃窗，在布满灰尘的空气中投下斑驳的光影。年轻的学者马尔西利奥·费奇诺Marsilio Ficino正激动地翻阅着一批刚刚从东方经由威尼斯商人运抵的、混杂不堪的羊皮纸和纸质抄本。他的恩主，科西莫·德·美第奇Cosimo de' Medici，站在一旁，眼中充满期待。
“科西莫大人，看这里！”费奇诺指着一段模糊的拉丁文文字，声音因兴奋而颤抖，“这显然是对某个更古老文献的翻译或转述，谈论‘灵魂的阶梯’、‘理念的摹仿’......其思辨的严密和术语的奇特，与我们现有的教父哲学大为不同！还有这些，”他又拿起几页残破的、带有几何图形的图纸，“这些机械和光学图示，原理精妙！”
科西莫拿起一页纸，上面除了拉丁文，边缘还有一些他完全看不懂的、方形的符号批注。“这些奇怪的符号是什么？”
“不清楚，大人。送货的商人说，这些是从‘遥远的东方修道院’或‘萨拉森人图书馆’中‘抢救’出来的‘古代智慧’残篇，据说可能源自‘更古老的源头’。”费奇诺推测着，“也许是某种失传的智慧？也许是亚里士多德失传著作的线索？您知道，君士坦丁堡陷落后，很多希腊文献流散了。”
事实上，这些材料来源复杂。有些可能是早年经由阿拉伯世界翻译并保存的希腊文献的再转译本身已可能失真增补；有些可能是在十字军东征或蒙古西征后，从西亚、中亚甚至更东方的地域流出的、混杂了不同文明知识的抄本；边缘那些方形符号，很可能是无人认识的汉字或契丹文、回鹘文批注的残留，在辗转抄写中被当作“装饰”或“神秘符号”保留了下来。
但费奇诺和科西莫并不知情，也无意深究其最初来源。他们正处于“文艺复兴”的激情中，渴望重新发现被中世纪“遗忘”的古典黄金时代，用以对抗经院哲学的桎梏，为新兴的市民阶层和人文主义运动寻找思想武器。任何看起来“古老”、“深邃”、“非基督教正统”的文本，都被视为潜在的“古典宝藏”。
“把它们整理出来，马尔西利奥！”科西莫果断下令，“组织人手，尽可能修复、誊抄、翻译。我们需要让这些‘失落的智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