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卷：神器归宗 第四章：伏笔与暗流(2/3)
区域，常常与已知的古代文明遗迹或《山海经》等古籍中记载的‘神秘之地’传闻存在地理重叠。他们在西伯利亚的最新勘探许可证范围，与林博士之前‘神话映射’分析出的坐标区域，有部分重合。”
陈思源与林薇对视一眼，都看到了对方眼中的凝重。这绝非巧合。
“基金会与大英博物馆‘特殊收藏部’的接触内容，我们尚未完全掌握，”赵海川继续道，“但截获的零星通讯显示，他们在查询一些‘非标准材质’、‘异常能量读数历史记录’或‘与已知文明周期不符的工艺特征’的藏品信息。结合‘普罗米修斯’的勘探活动，我们有理由怀疑，这是一场有组织、有雄厚资金支持的、针对可能存在的‘超常古代遗物’的全球性搜寻。其目的不明，但绝对超出单纯的学术或商业范畴。”
“文明之心”系统在尝试整合这些线索时，“神话与未知假设推演模块”给出了一个初步关联图谱：将“貂蝉”项目寻找的“异物”特征描述、大英博物馆可能藏有的“特殊”物品、普罗米修斯集团的勘探区域、以及《山海经》部分篇章的隐晦地理指向，通过模糊逻辑和空间概率模型连接起来，在亚洲北部至北极圈区域，形成了一个隐约的“关注焦点区”。
“情况越来越复杂了，”沈教授声音低沉，“‘重光工程’追索的是明确的、有历史记载的文明瑰宝。但现在，似乎有另一股暗流，在追寻着可能隐藏在历史缝隙甚至神话背后的、更加隐秘和难以定义的东西。这两条线，可能会在某个意想不到的点上交汇。”
陈思源感到一种前所未有的紧迫感。文物的归家之路本就艰难，如今又可能卷入更深不可测的谜团与争夺之中。但无论如何，路必须走下去。文明的复兴，既要把被夺走的夺回来，也要把被掩盖的看清楚。
历史闪回线
公元1909年，英国伦敦，大英博物馆东方写本与印本部。
斯坦因从敦煌运回的第一批写本和绢画，已经完成了初步的清理、编号和分类。宽敞的研究室里，数位受雇于博物馆的学者和助手，正在灯下埋头工作。空气中飘散着修复胶水、旧纸张和墨迹的混合气味。
负责主持这批敦煌文献编目与早期研究的，是汉学家霍林奈Lionel Giles，翟林奈等人。他们面对眼前堆积如山、跨越数百年的汉文、藏文、粟特文、回鹘文乃至梵文写卷，既感到学术发现的巨大兴奋，也面临着语言、文化和知识储备上的严峻挑战。
一位年轻的助手拿起一卷汉文《金刚经》写本，看着上面工整的唐代楷书，努力辨识着。“霍林奈博士，这个字……似乎是‘般若’的异体？还有这里的批注，笔迹不同，内容像是读者的心得？”
霍林奈走过来，戴上眼镜仔细看了看。“是的，这是唐代常见的写经体。批注可能出自后来的僧侣或学者。把这些细节都记录下来，包括纸张质地、墨色、印章、乃至每一处涂改和破损。这些信息，未来可能帮助我们厘清写本的流传和阅读史。” 他顿了一下，语气中带着一种混合了占有感和使命感的复杂情绪，“这些珍宝，在东方那个偏僻的洞窟里沉睡了近千年，几乎被遗忘。现在，它们来到了伦敦，来到了世界上最先进的学术机构。我们的责任，就是解读它们，让它们蕴含的智慧重见天日，丰富全人类的知识宝库。”
在他的认知里，大英博物馆和西方学术界的“拯救”与“研究”，赋予了这些来自遥远东方的文献以新的、更高的价值。至于它们是如何来到这里的——那个叫王圆箓的道士、那些银元交易、以及背后帝国扩张的影子——似乎被有意无意地淡化，成了宏大“学术事业”中一个不甚重要的注脚。
另一位研究员正在研究一幅色彩绚丽的敦煌绢画《弥勒经变》。他被其精湛的画工和丰富的细节深深吸引，但对其表现的佛教净土场景、人物关系、以及其中可能蕴含的中原与西域艺术交融的风格特征，理解起来却颇为吃力。他需要不断查阅有限的参考资料，并时常向霍林奈请教。“东方艺术的表现逻辑，与我们熟悉的希腊-罗马传统或基督教艺术截然不同，”他感叹道，“理解它们，需要进入一种完全陌生的象征和叙事体系。”
这种文化隔阂是真实的。早期西方敦煌学研究，不可避免地带着西方艺术史和宗教学的视角与问题意识。他们从中寻找佛教传播的证据、中西交流的线索、以及“异域”的艺术风格。这些研究固然取得了重要成果，开创了敦煌学这一国际显学，但其视角终究是“他者”的、抽取式的。文献和艺术品脱离了敦煌石窟的整体语境、脱离了河西走廊的历史脉络、脱离了华夏文明吸收转化外来文化的宏大进程，被单独置于西方学术的解剖台上，按照西方学科的分类法进行-->>
陈思源与林薇对视一眼，都看到了对方眼中的凝重。这绝非巧合。
“基金会与大英博物馆‘特殊收藏部’的接触内容，我们尚未完全掌握，”赵海川继续道，“但截获的零星通讯显示，他们在查询一些‘非标准材质’、‘异常能量读数历史记录’或‘与已知文明周期不符的工艺特征’的藏品信息。结合‘普罗米修斯’的勘探活动，我们有理由怀疑，这是一场有组织、有雄厚资金支持的、针对可能存在的‘超常古代遗物’的全球性搜寻。其目的不明，但绝对超出单纯的学术或商业范畴。”
“文明之心”系统在尝试整合这些线索时，“神话与未知假设推演模块”给出了一个初步关联图谱：将“貂蝉”项目寻找的“异物”特征描述、大英博物馆可能藏有的“特殊”物品、普罗米修斯集团的勘探区域、以及《山海经》部分篇章的隐晦地理指向，通过模糊逻辑和空间概率模型连接起来，在亚洲北部至北极圈区域，形成了一个隐约的“关注焦点区”。
“情况越来越复杂了，”沈教授声音低沉，“‘重光工程’追索的是明确的、有历史记载的文明瑰宝。但现在，似乎有另一股暗流，在追寻着可能隐藏在历史缝隙甚至神话背后的、更加隐秘和难以定义的东西。这两条线，可能会在某个意想不到的点上交汇。”
陈思源感到一种前所未有的紧迫感。文物的归家之路本就艰难，如今又可能卷入更深不可测的谜团与争夺之中。但无论如何，路必须走下去。文明的复兴，既要把被夺走的夺回来，也要把被掩盖的看清楚。
历史闪回线
公元1909年，英国伦敦，大英博物馆东方写本与印本部。
斯坦因从敦煌运回的第一批写本和绢画，已经完成了初步的清理、编号和分类。宽敞的研究室里，数位受雇于博物馆的学者和助手，正在灯下埋头工作。空气中飘散着修复胶水、旧纸张和墨迹的混合气味。
负责主持这批敦煌文献编目与早期研究的，是汉学家霍林奈Lionel Giles，翟林奈等人。他们面对眼前堆积如山、跨越数百年的汉文、藏文、粟特文、回鹘文乃至梵文写卷，既感到学术发现的巨大兴奋，也面临着语言、文化和知识储备上的严峻挑战。
一位年轻的助手拿起一卷汉文《金刚经》写本，看着上面工整的唐代楷书，努力辨识着。“霍林奈博士，这个字……似乎是‘般若’的异体？还有这里的批注，笔迹不同，内容像是读者的心得？”
霍林奈走过来，戴上眼镜仔细看了看。“是的，这是唐代常见的写经体。批注可能出自后来的僧侣或学者。把这些细节都记录下来，包括纸张质地、墨色、印章、乃至每一处涂改和破损。这些信息，未来可能帮助我们厘清写本的流传和阅读史。” 他顿了一下，语气中带着一种混合了占有感和使命感的复杂情绪，“这些珍宝，在东方那个偏僻的洞窟里沉睡了近千年，几乎被遗忘。现在，它们来到了伦敦，来到了世界上最先进的学术机构。我们的责任，就是解读它们，让它们蕴含的智慧重见天日，丰富全人类的知识宝库。”
在他的认知里，大英博物馆和西方学术界的“拯救”与“研究”，赋予了这些来自遥远东方的文献以新的、更高的价值。至于它们是如何来到这里的——那个叫王圆箓的道士、那些银元交易、以及背后帝国扩张的影子——似乎被有意无意地淡化，成了宏大“学术事业”中一个不甚重要的注脚。
另一位研究员正在研究一幅色彩绚丽的敦煌绢画《弥勒经变》。他被其精湛的画工和丰富的细节深深吸引，但对其表现的佛教净土场景、人物关系、以及其中可能蕴含的中原与西域艺术交融的风格特征，理解起来却颇为吃力。他需要不断查阅有限的参考资料，并时常向霍林奈请教。“东方艺术的表现逻辑，与我们熟悉的希腊-罗马传统或基督教艺术截然不同，”他感叹道，“理解它们，需要进入一种完全陌生的象征和叙事体系。”
这种文化隔阂是真实的。早期西方敦煌学研究，不可避免地带着西方艺术史和宗教学的视角与问题意识。他们从中寻找佛教传播的证据、中西交流的线索、以及“异域”的艺术风格。这些研究固然取得了重要成果，开创了敦煌学这一国际显学，但其视角终究是“他者”的、抽取式的。文献和艺术品脱离了敦煌石窟的整体语境、脱离了河西走廊的历史脉络、脱离了华夏文明吸收转化外来文化的宏大进程，被单独置于西方学术的解剖台上，按照西方学科的分类法进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