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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卷:神器归宗 第五章:巴黎的曙光(3/3)

矛盾。

    “我明白,教授。”佩利奥应道,“但您也知道,现在中国很混乱,皇宫里、贵族家里、寺庙里……好东西不断流出来。如果我们不收,别人也会收,比如美国人、日本人,或者更糟的,落入那些只为了转手牟利的商人手里,那才是真正的损失。至少在这里,它们能得到保护和研究。”

    这是当时许多西方博物馆和收藏家为自己行为辩护的典型逻辑:混乱的中国无法保护自己的遗产,西方“文明”的机构是在进行“抢救”。这种逻辑有意无意地忽略了,正是西方列强的侵略和不平等条约加剧了中国的混乱与贫困,从而为文物外流创造了条件;也忽略了他们获取这些文物时,往往利用了这种混乱和信息的极度不对称。

    沙畹沉默了片刻,没有直接反驳,只是说:“尽可能做好记录吧。另外,伯希和从敦煌寄回的那些写本,编目进展要加快。斯坦因在英国已经发表了不少东西,我们不能落后。敦煌学,将会是一门显学。” 他将话题转向了纯粹的学术竞争。

    佩利奥点点头,内心燃起斗志。在吉美博物馆的库房和研究室里,来自东方的瑰宝被小心保管、精心研究,催生着西方的汉学、艺术史和宗教学知识生产。学者们沉浸在发现的喜悦和学术竞争的激情中,而文物流失背后的民族伤痛与原属国的文化权利,则被淹没在“学术至上”和“文明使命”的话语之下,成了历史背景中一抹模糊而遥远的阴影。

    一个多世纪后,当协议的签署仪式在修复中心举行时,那些曾在此工作、争论、研究的学者们早已化作尘土。但他们当年经手、登记、研究过的器物,将跨越时空,踏上归途。历史似乎完成了一个曲折的循环,只是主导循环方向的力量,已然彻底改变。沙畹当年那未竟的、关于来源记录的提醒,在今日成为了法律和道义追索的关键依据;而佩利奥那“抢救保护”的自信,则在新时代的文明自觉与国际关系重构中,显露出其历史局限性与需要被修正的侧面。

    巴黎的曙光,既照亮了文物归家的路,也照亮了这段复杂历史中,需要被不断反思和超越的认知与关系。